熊猫配资杨振宁得知毛主席逝世后，在美国追悼会说了12个字，在场华人鼓掌

“1976年9月18日上午十点，请大家起立。”主持人压低嗓音，纽约华侨总会狭长的大厅瞬间安静。黑纱、白菊、五星红旗并排悬挂，所有人都在等待主祭嘉宾走上台。对面墙上熊猫配资，一幅毛主席遗像映着烛火，屋里一片肃穆。

前一天深夜，杨振宁刚从普林斯顿赶到纽约。他在旅馆房间打开电视，屏幕里播放的是北京天安门降半旗的画面。毛主席逝世的消息虽已传遍，但当看到人群簇拥灵车的镜头，他还是怔住了。“真的走了……”他对身旁的杜致礼低声说，然后关掉电视，整夜无眠。

追悼会前，他用铅笔在明信片大小的纸片上勾勒致辞要点：毛主席、牺牲、建设、巨人。短短四个关键词，背后却是自己近二十年的心路转折。1957年10月，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领奖台上，他那句“我以中国传统为骄傲”引得台下掌声，可外电随后马上追问：这位年轻的诺奖得主会否回到那个新诞生的中国？彼时的美国舆论对“铁幕”二字仍充满戒备。

真正决定和祖国重新接触，其实得从岳父说起。1956年底，周恩来通过多方渠道让还在功德林改造的杜聿明给女婿写信祝贺未来可能的学术突破。信只有一句半，却掷地有声：“宁婿，盼你振国光。”收到信的杨振宁心里一热，他第一次真切感到远方那股无形的牵引力。

接着发生的是一连串“意外的温情”。周总理安排张文裕夫妇赴瑞典道贺，又主动向台湾转达“杜将军生活良好”的讯息；1960年特赦公布后，杜聿明获准留京定居。国民党高层突然“关怀”起杜家，原因再明显不过——想借女婿的名气挽回一个诺奖得主。可杨振宁来信里只写四个字：“人在，看心。”蒋介石的算盘，由此落空。

1971年春，中美乒乓外交破冰熊猫配资，他抓住第一次正式回国机会。浦东机场通道并不宽敞，父亲杨武之却一路小跑迎上来，两代人紧紧握手，谁也没说话。那一刻，他明白自己和这片土地不是新闻，而是血缘。北京行里，他见到了岳父。进门刚喊“杜先生好”，周恩来笑着纠正：“应叫岳父大人！”一句玩笑，拉近了多年误会的距离。晚宴结束，杜聿明站在人民大会堂北门台阶上，望着灯火，眼眶发红——这是他缺席多年的“家宴”。

科学家的敏感并未让杨振宁忽视政治节奏。1973年盛夏，他提出“想与主席聊几句物理”。出乎意料，中南海很快给出肯定答复。那天下午，毛主席坐在泳池旁的藤椅里，开场便问：“代我向你岳父问好。”接着话题跳到宇称守恒。杨振宁简要汇报自己的实验思路，主席淡淡一句：“守，亦可不守，关键看实践。”两个人从量子场论聊到《易经》，时间悄悄过去一个多小时。起身告别时，毛主席步履缓慢，他拍拍杨振宁手臂：“科学之路，不嫌远。”一句平常话，却让他心中发酸——老人显然已在与病魔僵持。

此后两年，他数度申请再见未果，只能通过叶剑英、华国锋侧面打听病情。1976年春回国时，得到的答复始终是“主席需要静养”。六月回到美国后，他仍保持每周一次写信给北京的习惯，只不过收信人由周总理变成国家科委办公室。九月初的噩耗来得突然，也带着一种必然。

追悼会现场，杨振宁缓步站到麦克风前，抬头看了一眼遗像，然后声音微哑却清晰地说：“他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位巨人。”正好十二个字。大厅里先是一秒静默，随即爆发出长时间掌声。掌声并非客套，而是一群远离家园多年的人，对“巨人”二字的共情。本就准备泪水的老华侨，眼角彻底决堤。

仪式结束后，大厅外的初秋阳光洒在格子地砖上。有人问他：“为什么只说十二个字？”杨振宁笑笑：“一句话足够，不需要注脚，历史自会写长篇。”话虽简短，却透露出他对科学、对政治、对民族命运的那份笃定。

悲痛过后，他把精力投向两条线：科学与桥梁。1977年，他出任全美华人协会负责人，在各种场合力陈中美建交和两岸对话的必要；1979年，他坐在华盛顿国宴厅欢迎邓小平，用流利而平实的英语谈“统一是大势所趋”。同时，他向IBM、高等物理研究所等机构游说，为中国年轻学者争取名额和经费。那几年，清华物理系每年都有一批学生靠“杨振宁申请表”拿到赴美进修机会。

岳父杜聿明1981年病逝，北京八宝山的风很大。守灵席间，杨振宁站在遗像前沉默许久。亲友劝他休息，他摆手说：“老人家临终惦记大陆与台湾的路要连起来，我们做晚辈的不能停。”此后，他更频繁地往返海峡两岸，既给大学生讲粒子物理，也和老兵们聊战场回忆。有人认为这不是科学家的分内事，他却耸耸肩：“国家修桥，每人搬一块砖。”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他促成香港晨兴集团捐资成立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又把自己在普林斯顿教授席位的奖金捐出设立青年奖学金。1997年，3421号小行星被命名为“杨振宁星”，消息传真到普林斯顿，他只是淡淡回了三个字：“继续努力”。

2015年，他办理放弃美国国籍的手续。朋友替他算过，那年他已经九十三岁，再折腾一次护照没有现实收益。他挥手回答：“身份这东西，晚到不算迟。”两年后，中国科学院院士证书送到他手上，他轻声念编号，然后夹进自用的黑皮笔记本里。